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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 ——《时运变迁》:美国和日本人的视角

玉鉴琼田 2022-05-30 07:25:21

《时运变迁》,Changing Fortunes(美)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著,英文版1992年版,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简介

《时运变迁》是一本相当独特、有趣的书,以亲历者身份、视角,记载了重要的历史事件。

两位重磅级的作者:一位是保罗·沃尔克,生于1927年,1949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学士1951年哈佛大学硕士1951-1952年通过扶轮大使奖学金计划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53-1957年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任低级别的经济学家1957-1962年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1962-1965财政部担任货币事务副部长助理1965-1968年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副总裁1969-1974年担任财政部货币事务副部长1975-1979年担任纽约联储行长,197986日至1987811日任美联储主席(第12任)。沃尔克被认为是美国战后经济地位的奠基人之一,甚至是“最伟大的联储主席”。他的下一任是格林斯潘,沃尔克的政策被认为给格林斯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位是行天丰雄,生于1931年,1955年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后拆分为财务省和金融厅),历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财务官等。1989年从大藏省退休后,历任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圣加仑大学客座教授,1992年至1996年任东京银行会长。1995年起任日本的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他在大藏省工作34年,参与了包括广场协议在内的几乎整个日元国际化过程,被称为日元大师

这本书并非通常的合著形式,而是每一章都是沃尔克先写,然后行天丰雄写。对同一历史时期和事件,分别讲述美国和日本的决策情况、国内看法。简直就象今天中美贸易摩擦负责谈判的高官,20年后一起写回忆录复盘当年各自内部的决策过程。

两人都熟知过去体系的挑战,矛盾与困境,成功与失败,这些一手经历并非与未来无关。这是我们要将自己的经历著述成书的原因。”(作者自序)

 

主要感受

      1.国家间的关系,、力量对比变化,所以有各种合纵连横,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比如日美关系,美国战后为了遏制中国、苏联扶持日本,但日本的贸易顺差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就要打压日本。和中国建交,也有一定牵制日本的因素(行天丰雄认为“大概就是那个时候(1971年),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经济对手,并决定对日本强硬。我相信,尼克松政府也在考虑,在后越战的亚洲,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可能性。”)。美国不会愿意哪家坐大,而是让几家对手互相牵制。

 2.作为世界的领袖国家或者说“霸主”,既有好处也要付出代价,货币成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反映。沃尔克指出“对美国来说,让美元处于该体系的中心,有一些实在的好处。它的确给了我们融资灵活性和某种政策灵活性。但为了该体系运转,也付出了真切的代价。其中之一是维持一个其他货币可依赖的健全通货的特殊责任。没有一个世界主导力量准备承担领导责任并维持规则,哪一种固定汇率体系能够运行?,这样一个主导国家被称作霸主,这是美国相当好地扮演了20多年的角色。”有些曾经流行的文章,如“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有很强的美国以美元货币霸权控制世界的阴谋论色彩。读读这书可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即“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这也是任何国际货币要面临的难题。日本和德国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并不想让日元和马克成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这这个问题。

3.货币贬值还是升值,既有经济情况需要,也有面子问题。对货币升值贬值,两位作者写的相映成趣。美国是无可奈何地看到美元不得不贬值,日本则怕影响出口、影响经济,对日元升值“强烈恐惧”。沃尔克写道:“汇率问题也有点儿复杂。经济学家们有时持这样的观点,即汇率完全是技术性问题。在考虑了实质性因素,例如通货膨胀、生产率、利率方面的差异后,汇率变化就是补差找平式的调整。我可能是老脑筋,始终认为:坚挺的货币通常是好事儿,是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表现。当然,这种观点可能夸张了点儿。在里根的任期内,他的一些幕僚就这么鼓吹强势美元的好处,有时到了吹嘘的地步。这些好处后来都被证明是暂时的,但他们的直觉没错。当然,货币贬值一般意味着进口成本上升、出口所赚外汇减少。换句话说,国家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这不是值得雀跃的事。回顾这段历史:20世纪50年代,美元坚挺,但除了几个例外年份,美元从那时起就走上了贬值之路。到现在(1991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只有20世纪50年代时的1/3,对德国马克也只有40%了,这一点就表明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情况了。”行天丰雄则写道:(1971年)“出于经济将遭受灾难性影响的强烈恐惧,人们极力抵制日元大幅度升值。”

 4.如果认为出口是对他国的贡献,进口是更大的贡献。美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很多人觉得美国不讲道理,这么多年我们牺牲了国内的环境、资源,给你输出廉价的产品,你还吃亏了?这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没有站在人家的角度看问题。假如其他国家各种产品都比中国的价廉物美,中国大量进口,形成大量贸易逆差,请问这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如果有大量贸易逆差,那就得消耗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流失光了还能用什么对外支付?即使是国际货币,也禁不起老这么逆差,从中还反映出产业没有竞争力、货币高估的问题,产业竞争力提升不是一时能做到的,至少货币该贬值了。所以贸易逆差对哪个国家都是个头疼的事。本书中充满着贸易逆差国对顺差国的各种施压。开放国内市场,让其他国家能从出口中获利,才是对世界经济更大的贡献。但这需要开放市场的国家有强大的底气,有其他可以交换的东西,比如美国,有核心科技(如芯片)、文化(如美国大片)可以输出,民众也足够富裕和有保障,能够消费。

5.开放经济需要各国政策协调,也就是一定程度的妥协。无论在财政部还是美联储,沃尔克都从事了大量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协调工作。他深有感触地写道:(国家间政策的协调)“对一个政客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某种丧失。学者们则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在哲学层面相当正确地布道强调:跻身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必然意味着自主权的失去;而随着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量的增长,外部因素对政策的外部影响也将越来越大。然而,,。”行天丰雄则提到日本政府同意日元升值时“似乎有一种以羞辱本国为乐的自虐倾向的日本媒体,指责官僚们在谈判时没有更明智,并声称我们遭遇了可怕的外交失败。”但其实并没那么糟糕,由于日本顺差太大,日元升值是必然的。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的“原则”(也就是自己的利益)或做出妥协、让步,取决于各国的实力和战略的考虑。现在制定政策的人很多已经明白了国际政策协调,也就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定的让步和妥协的必要,而大众并非全然明白这个道理,面对理性的妥协有时发出有民粹或民族主义情绪的声音。

6.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变化,但容易忘了过去如何认识的。比如,对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制好。布雷顿森林建立起来的固定汇率制,让大家觉得世界井然有序。虽然因为各国实力变化不得不有时调整汇率,但很多人认为浮动汇率是暂时现象。行天丰雄记下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1973年对日本人说,浮动汇率将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一旦开始,浮动汇率将难以终结,可能从几年的时间维持到一个世纪。70年代中期,浮动汇率才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修正案所批准。但到了70年代末,浮动汇率已完全被学、政、商界所接收,仍然期待固定汇率的人已被视为边缘化。

固定汇率时期,以为浮动汇率就会自动消除严重顺差或逆差、消灭危机、使世界稳定的看法,和伯恩斯那种浮动汇率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看法,都不全然正确或错误。浮动汇率的世界并不稳定,但也不是灾难,总体可能还是有利于消除国际收入失衡,是比固定汇率更优的选择,因为固定汇率随各国经济的波动无法“固定”,很多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干预外汇市场。

7.每个国家立场的变化是因为“时运变迁”,地位不同。最近中国和美国的互相指责,让大家感到“风水轮流转”。书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沃尔克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储备的流失最终将迫使贸易逆差国进行调整,但对日本、德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却没有相应的压力,1972年设计了一个方案,给顺差国以压力(让顺差国失去将其货币储备变成黄金或特别提款权的权利)。沃尔克起初对自己这个创意相当自豪,但很快被提醒说,这一方案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凯恩斯早期改革方案具有相似性,因为英国当时是一个有赤字的储备货币国,凯恩斯不想让所有调整压力都集中在英镑上,而美国作为当时的长期顺差国家,就反对凯恩斯的观点。现在美国是逆差国了,自然解决方案思路和凯恩斯当年接近了。

 

精彩内容摘录

对比着看同一事件美日各自的解读,太有意思了。

比如“第三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背景:1944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日本西欧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1971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1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19733月,西欧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美元的浮动汇率。至此,。,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

 

沃尔克写道:当然,就世界对其运作下去的最美好愿望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设计可能太显缺陷(“特里芬难题”),以至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迟早的问题。就一条,像以前的金本位制,战后体系的实际运行,严重依赖一个有能力和意愿的强国,在管理和保护该体系中承担主导角色。

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而越南是美国的滑铁卢。但这是一个好问题,即美国是否有些下意识地决定放弃对这个体系的责任?或者,任何一种严重依赖一国的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同其伙伴相对地位发生位移的情况下,能否熬过经济局面发生如此深远变化的阶段?当我惋惜美国本该可以做点什么时,我在财政部的一位老同事萨姆·克罗斯评论说,“如果你设想一个体系依赖于一个总是遵循正确政策的国家,你迟早会发现,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个体系最终将走向崩溃。”这个评论有点睛之笔。

19715月,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年会上,主要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大佬们会聚一堂。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发表的闭幕演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重申美国的立场,但口吻却更为苛刻和强硬:必须做点什么了;美国不能再独力“包销”这个金融和贸易体系;既然我们想要继续一个开放体系,其他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和美国起开放它们的市场、提供援助并分担防务开支。(熟悉的表态,40多年过去了,依然如此)

我在起草演讲稿时,也在结尾含糊地谈到对更多汇率灵活性的要求。当我再看到演讲内容时,它有了一段大相径庭的结尾,纯粹是康纳利的口吻:“有助于问题解决的任何方式,是对所有参与国一些必要的不可更改的立场的理解。基于这一点,我想不带任何傲慢和冒犯非常明确地宣布:美元将不贬值、将不改变黄金价格、将会控制通货膨胀……”我问他,是否真的确定要把话说得那么死。我提醒道,毕竟不用多久,我们就得以美元贬值收场。他结束所有讨论的那句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今天不可更改的立场,我不知道它今年夏天还是不是。”(经济政策都服从当前需要,完全将政府当下表态当做不变的承诺是自己傻。)

第三工作小组召开了一个会议,评估我们130亿美元国际收支变动规模的需求,以及重点是,哪些国家愿意接受其本国收支相应的恶化。讨论逐渐暴露出各种困难。德国,会上立场坚定鲜明且通常热衷此道,说他们准备接受大约20亿美元或更多的盈余下降。英国则借口长期虚弱,说他们无法做出任何重要贡献。法国,指出他们早前的贬值拒绝行动。荷兰和比利时[曾经是购买黄金最为积极的国家,理由是它们这样的小国,购买(黄金)对整个体系无关痛痒]同样坚持,因为实力太弱,在当下改变不了局面。日本人担心会被要求在提升汇率方面做出最大贡献,所以自然尽量保持沉默。

秘书处迅速记下了所有数字,以起草一份粗略的平衡表,我们的130亿美元在一栏,其他国家的回复在另一栏。后者,我记得合计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的必需量,也低于我们自己的估计。这反映了谈判的形势。

 

行天丰雄写道:1971年美国要求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升值,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价码实在太高。我们试图与法国联合,接着是与德国,但两个都失败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日本的情况过于特殊,没有国家愿意和我们联合对抗美国的重压。这真是相当令人沮丧的收获,后来我们才发现,美国在和欧洲人组成联盟,抱团对付日本。然而,我们没有审时度势并努力找出我们如此孤立的原因,相反,我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被动的防守姿态

史密森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应考虑日本与美国关系这一更深层背景。经济问题通常是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方面,除此之外,1971年所发生的系列事件,对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是一种联盟关系,而且可能最适合描述为大哥与小弟的联盟关系稳定性,造成了相当的压力。日本当时一个极大的担忧,是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日本保持与美国联合,。

然而,就在715日,尼克松总统经济声明前一个月,当他宣布他访问中国的计划时,他给了日本人第一次冲击。10月,1015日,日本同意对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实施自动限制,从而结束了十分艰苦的谈判,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挫败感。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经济对手,并决定对日本强硬。我相信,尼克松政府也在考虑,在后越战的亚洲,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可能性。对我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令我们感觉美国拆了日本的台。美国正在对日本打一种中国牌。当康纳利11月初赴日协商汇率事宜时,。

美国先要求日元升值24%,最终美国最终与日本谈定16.9%。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数字?

在史密森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在与日本大藏相水田三喜男最后的双边谈判中,坚持日元18%的升幅。水田则一口咬定17%以下。

康纳利问为什么。水田回答:“因为17%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吉利的数字。回想1930年,当日本重返金本位时,日元升值了,幅度就是17%。经济被推入萧条。那位作出重返金本位决定的大藏相被暗杀。”(指井上准之助,1932年被日本血盟团成员暗杀。)

,或者他当时究竟有没有思考水田的话,但他很快答道:“好吧,你能接受多少?

308日元。”水田三喜男说,换算过来是贬值16.88%

“成交。”康纳利答道,问题也解决了。

康纳利在与日本的谈判时一度非常强硬,但当美国转而与欧洲人打交道时,他也认识到日本的重要性,而且他从未将日本推入难堪的境地。他确实是一位杰出的谈判家,一位出色的交易能手。

但我也必须提一下水田的高明之处。史密森会议后,他透露,其实在离开东京远赴华盛顿之前,他就得到首相佐藤荣作对高至20%升幅的批准

作者当然不只停留在记录轶事上。行天丰雄回顾了日本国内的反应:在日本官僚体系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份协议是如何达成的,史密森协议被视为一个严重的失败。他们曾相信自己能够挡开让日元大幅升值的要求,而且真心认为最终的升值幅度太大了。似乎有一种以羞辱本国为乐的自虐倾向的日本媒体,指责官僚们在谈判时没有更明智,并声称我们遭遇了可怕的外交失败。但实际上商界欢迎这份协议,并不是因为希望升值,而是因为他们更担忧外汇市场的长期不稳定。

行天丰雄反思,一是当时的各国。参与谈判的所有国家(除了加拿大),都希望回到以他们商定的汇率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制。但希望回归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系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元并未恢复它的信誉。此外,史密森谈判从未触及根本问题,因为谈判室的每个国家都耽于某种讨价还价,而未认真考虑对汇率体系本身的影响。如果史密森谈判能以严肃的理论和理智态度对该体系进行讨论,也许一切就应该不一样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浮动汇率几乎不可避免。二是日本自身。1971年的危机教给了日本很多教训。首先,它暴露了日本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无法抗拒的市场力量的严重低估,甚至是无视。它也在日本人中间留下了深刻印象,即日本处于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而不幸的是,这种印象强化了我们的防御姿态,在此后多年里依然固守。所有这些事件的演变,没能给予日本急需的鼓励,以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经济调整和汇率调整明显缺乏完善机制时,在国际上扮演一个积极和具有前瞻性的角色。国际货币形势因此朝着更为混乱的方向发展。

 

“第四章 浮动和放任自流”里两人都写了1973年沃尔克到日本、欧洲各国讨论汇率安排,行天丰雄写“令我们沮丧的是,我们发现自己再次被完全孤立。沃尔克已巧妙地把欧洲组成一个反对我们的同盟。”再次感到曾经坐在谈判桌两边的两个人一起写书真是神奇,真是国际关系中又斗争又合作的体现。不过日本自己都说和美国是大哥和小弟的特殊关系。

 

行天丰雄还很幽默,勇于自黑,一开始就讲了他1956年第一次到美国读书点三明治,服务员问“黑的还是白的?”,他以为是在问种族,“我慌了,感觉自己正在经受一个良知考验。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决定自己必须诚实。我便有些骄傲地回答:‘黄的。’那位女招待彻底怒了。她一手举着一片白面包,一手举着一片黑麦面包,吼道:‘黑的还是白的!’”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跨文化间交流的困难。

他还写:1971年特别提款权刚刚创设,,并在那里拜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礼节性的交谈后,:“我们可以一睹你们存放特别提款权的金库吗?特别提款权这种人为设计的记账货币的概念,确实不容易理解。

60年代)那段日子里,国际会议中的日本代表团,被戏称为“三S”代表团:微笑(Smiling)、安静(Silent)、有时睡觉(Sometimes Sleeping)。这是在美欧主导的体系中实际没有话语权的反映。但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有了更熟悉国际游戏规则的官员,情况也在变化。1972年到1974年二十国委员会研讨货币改革计划,“日本在该国际事务中第一次发挥实质性作用”。

沃尔克在美国财政部工作8年,在美联储工作16年,行天丰雄工作的大藏省则是同时负责财政、金融事务的部门。二人对各国财政部和央行的关系,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都有很多有意思的评论。比如1975年,美国召集特别能源大会,,但这次会议其实没什么作用,时间都被外长们用来争议程序问题。沃尔克写道:“关于财经难题的重大协议,最好还是通过各国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官员间的平静协商来实现。后来我才了解到,在处理货币政策时,中央银行官员并不介意把财政部部长位排除在外。”行天丰雄写道:“就像沃尔克在其最近的中央银行展望中提醒我的那样,美联储主席不仅仅是视同,更是高于美国内阁部门,而关于这一点,在我没有被美国政府不可思议的等级制度搞糊涂之前,最好打住。”

 

在贸易摩擦问题再次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的今天,推荐一读《时运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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